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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希望每个中国人都看到《三峡好人》  

2006-12-04 23:25:00|  分类: 大豆观影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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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三峡好人》

    “煤矿工人韩三明从汾阳来到奉节,寻找他十六年未见的前妻。两人在长江边相会,彼此相望,决定复婚。
    女护士沈红从太原来到奉节,寻找她两年未归的丈夫,他们在三峡大坝前相拥相抱,一只舞后黯然分手,决定离婚。
    老县城已经淹没,新县城还未盖好,一些该拿起的要拿起,一些该舍弃的要舍弃。”

(很喜欢电影自己的故事简介。)


    看《三峡好人》,竟然不提防地热泪盈眶。不期然想到艾青那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似乎贾樟柯的电影里永远都是晦暗的伤感,似乎这种灰色调跟“热爱”这样情感浓烈的词汇是不搭界的,似乎总有人说,贾樟柯的电影离大众太远了。
    为什么我们竟然不曾看到?我们本来应该早都看到。小武多么忧伤,那些只能在梦里抵达站台的人多么忧伤。那得了肝炎的年轻人,那冷漠在站在电视机面前的年轻人,那卑微地还在为贞洁发愁的女子,那眼神空洞地望着一把燃烧着的旧椅子的男子……他们跟我们保持着距离,刻意隐藏着自己的忧伤,我们还真以为,这些“边缘人”,我们只需要在喧哗的空档,给予他们一个同情悲悯的眼神就够了。我们似乎忘了,我们跟他们,其实在同一片土地上苦熬。
    似乎贾樟柯总是一个人孤独地在那里,从心里往幕上,搬石头,一块一块。
    早都说过,不是贾樟柯离大众太远,是我们离大众太远。而《三峡好人》忽然提醒了我,怎么以前竟然没有注意到他的热泪盈眶,他对这土地的爱,如此深沉的爱。本该早注意到的,几乎每个电影里都有一个令人悲情满溢的小人物的死亡。《站台》里的矿工表弟之死,《世界》里的“二姑娘”之死,《三峡好人》的“小周润发”之死。
    那死掉的人,曾经对着将要离开家乡的亲人发狠说不要再回来。他们背对着你,你就以为他们没有流下热泪?他们总是打算离开,你就以为他们的热泪没有一遍遍地洒在这片他们不愿停留的土地上吗?
    与其前作不同,这一次,贾樟柯的主人公们离开了家乡,闯入奉节,在这座废城里展开一段寻访。贾樟柯过去的电影里,主人公总是停留在山西老家。后来到了《世界》,他们才进入大城市的“世界公园”。而对于我们(观众)而言,不管在哪里,他们所处的环境都是被观看的异地;只有在《三峡好人》里,我们得以和剧中人一样,都成为那里的闯入者。这是在贾氏电影里观众的视角第一次跟剧中人的视角获得了统一。也许这就是我才注意到贾樟柯的热爱的原因。以前有我不在(剧中人)那里的心理预设,现在的预设则变成我(和剧中人)到了那里。这种转向就像是当年《小武》结尾时的那个360度摇镜头制造的转向,我头一次跟他的剧中人完完全全融为一体。对于银幕上展现的那些惊人的废墟,我并不只是个观看者,我跟主人公感同身受,跟他们一起在这座废城里兜兜转转。
    这个转向也令我们终于在兜兜转转里后知后觉,发现改变业已发生,发现做一个决定的必要性。
    如果我们一直留在这里,我们总是迟钝于改变的发生。而当我们跟随贾樟柯的主人公闯入奉节,这个因为举世瞩目的水利工程被拆掉的城市,我们才惊觉到整个中国所发生的改变。就像在银幕上时时看到的“拆”字,我忽然对被译成“拆那”的china有了切肤之感。我的祖国,我终于知晓了你的满目疮痍。
    《三峡好人》最特出和耐人寻味之处,是过去、现实与未来发生了奇异而惊人的含混。这种含混,不正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含混?完全可以把《三峡好人》视为贾氏对中国现实的又一份真实纪录,而这一次纪录,更可以视为一个关于中国未来的预言。不,不是预言,因为,未来,已经发生了。
    我们对未来都有自己的预期,我们总是在等待着,在未来的某一天,那个改变终将发生。可其实,未来在两年前就发生了。两年前,沈红(赵涛饰)的丈夫突然音信全无。沈红的寻夫之旅,最终发现丈夫郭斌现在已成为当地负责拆迁的“老大”,他早已背弃了爱他的人。我们等待的那个未来,早已被替换成了这个未来。对那个未来的等待,到头来像是这个未来对我们的嘲弄,伴随着尊严与泪水的不停流失。
    贾樟柯带着主人公和我们闯入奉节,在废墟上展开的这一段寻找,我们共同醒来,一切经已发生。未来不可期,可预言的是将延伸到明天的沉痛的现实。赵涛在沈红与郭斌跳舞告别那场戏的演出,可以视为中国女演员在今年的最佳演出,那一份失魂落魄,其实属于每个惊觉改变已然发生的中国人。
    之前贾樟柯就本片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弋弋采访时说,“我觉得,中国的变化已经结束了。最大的变化已经结束,剩下的是每个人要面对现实,做一个决定。”
    《三峡好人》对中国精准的把脉令它成为今年最好的华语电影。其实如果可能,我真的很想每个中国人都可以看一下这部电影,然后在看完电影之时,为自己做一个决定。
    “奥斯维辛之后,不再写诗,改做副处”(张晓舟《奥斯维辛之后,可以踢球》,南方都市报2006-06-15),是一种决定;
    像沈红那样,失魂落魄然而意志坚决地告别,是决定;
    像三明那样,一言不发,找回十六年的赤子之爱,让他热爱的人热泪盈眶,亦是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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