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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边

钭江明的博客

 
 
 

日志

 
 

南都十年我的记忆  

2006-08-16 17:06: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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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南都记忆

 

钭江明

 

我被要求回忆,这对于一个经常失忆的人是多么难的事。

可是我被要求回忆。

我经常安慰自己,我们是向前走的,一些记忆被丢掉,刚好印证了所谓的“轻装上路”那句话。

这应该是我骗自己的。

    因为南都八周年时,我受命和谭智良一起主编《南都八年》,当回忆变成一种亟需打捞的任务,我发现自己其实是多么需要回忆。我多么需要从回忆中汲取力量,像沙漠中心的古井旁一个渴坏了的人。

现在,南都十年了。

时间真快。尽管周围的事物依然,丑陋污浊依然。我知道,我被一再地要求回忆,是因为,我们太需要力量继续在泥淖中挣扎,在看不到边的耻辱中鼓舞自己。

是因为不能够一遍遍默颂闻一多的那首《死水》,所以,我被要求回忆。

奇怪我每次回忆我在南都的日子的时候,在我脑海里总有一只手拨开最近的这几年,就像拨开水面上飘浮的落叶与花,探进冰凉的潭水里。我首先回忆的,总是刚进南都的那两年。那时候,我跟现在这种“娱乐”状态无关。我作为一个副刊编辑,编辑《生活话题》、《老百姓》两个版面。后来,《老百姓》与《生活话题》加上后来延伸出来的版面《民间纪事》,合起来成为一周出一期的《百姓周刊》。

我每次关于南都的回忆总是先停留在这段时间里。不知道为什么。

先想起《民间纪事》的创刊词,我在网上居然搜索到了这段话:

 

“我们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坚持用独立的民间的眼光打量周围的现实。我们推崇一种新的记录历史的方法。那种我们熟悉的四平八稳的历史,像一个正对照相机的人,面孔平庸而虚假。我们不知道那些类似八股的记述与历史真实行进的姿态距离到底有多远。

平板的记述后面可能是一群人的哭泣与叫喊、欢呼与跳跃。而过去的历史顶多只记录了那个挥舞着旗子的人的姓名,真正鲜活的东西尘封在逝去的时间里面。

希望您同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来自社会各个层面各个角落的记录者才能提供一幅真正鲜活而全面的历史图景。

纪事簿打开了,它的记录者来自民间。”

 

(现在《民间纪事》不在了,其实我一直在想如果网络达到真正的普及,博客或许可以成为《民间纪事》的理想替代品。会吗?别问我,我只是这样期望而已。)

接着想起我的那些作者们,“来自社会各个层面各个角落的记录者”。

我想起曾平辉。

1998年,我在《生活话题》展开户口问题的讨论,延续了一个月的时间。后来这个讨论被叫停,《生活话题》又接着讨论“外来人口”的问题,再讨论了一个月。

我在那时候开始跟曾平辉熟悉起来。他当时是在某宾馆办公室任职,可是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他远远不满足于一个专栏作者的身份,更积极地同我一起去采访人口问题的专家,当起了记者。这两个话题讨论结束后,曾平辉和我合作,写了一篇报告文学《我们对外来人口的歧视》,发表在当时的一本新杂志《新世纪》上。去年我遇见已改行做了律师的《新世纪》发行人杨先生,他向他的同伴介绍我,不提我所谓“南都编委”的身份,也不提所谓娱乐媒体小腕的业绩,独独提起这篇文章,称这是中国最早的一篇较有力的批判户籍以及收容制度的文章。

杨先生的夸赞让我又想起曾平辉。我们现在已很少来往,只是在三年前,南都发生变故时,我突然接到曾的电话,竟然聊了两个小时。仍然急公好义,一付热肠,放下话筒,耳朵被捂得嗡嗡作响。当时是深夜,回忆真的使我振作起来。

想起满延厚。

一个南海的打工者。他最初写了自己坎坷的爱情故事寄来南都,发表后却因此变成了工友心目中的会写文章的人。他的稿件后来大部分都是为了工友投诉。在鞋厂非人的生活,被拖欠的工资,在看录像时被收容罚款……他的稿件,可以视为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工人调查报告。他有时会来报社找我,捉紧我的手。我只好跟他一遍遍解释为什么有的稿子被压住发不了,有的稿子即使见了报也不会起什么作用。

(他让我对我的副刊编辑生活感到前所未有的苦闷,我改行去做娱乐新闻,或许是因为他?逃到娱乐新闻里,把眼晴别开,的确使我心情愉悦许多。有一首歌唱的是:蒙上眼睛,就以为看不见。落英缤纷美丽,自然可以遮住深黑的渊面。2003425日,已是“娱乐”状态的我看到南都的封面有一篇报道,《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我对同事顺嘴评点道,新闻部怎么报这种新闻啊,现在SARS,卡得严着呢,不是自找苦吃吗。200382日早晨,我路过家门口的报摊,取消收容制度的大标题一时间晃了我的眼,1998年的一些回忆被扯到我的眼底,我哭了)

我曾经一遍遍地“教育”满延厚,你应当先顾好个人的生活,不要总是为那些工友投诉了。这些投诉极大地伤害了满延厚的正常生活。直到有一天,他在电话里急切地告诉我,他的投诉得罪了人,对方派人在追杀他。他逃了一段时间,现在终于已经重新开始了属于他自己的生活。满延厚后来跟我说,那天放下电话后,他哭了。

想起一个曾经在职业中介所以骗人为生的年轻人“东山台子”,他怀着忏悔的心情寄来揭发自己的稿件。现在他早已脱离了那个职业,尽管骗人中介十年如一日依然活跃在南中国的大街小巷。他有了一个儿子,我也有了女儿之后,就很想跟他一起交流一下做父亲的经验。

想起一位替哥哥伸冤的妹妹,我还记得她叫何丽娴,总是一付怯生生的样子。她当时还在上学,四处奔走为被诬杀人的哥哥申告。她每次打电话,或者到报社来,第一句总是“没阻着你吧?”不是每个人都像佘祥林那么好运。她有一次在电话里哭了,人生,真沉啊。两年前,我去番禺监狱看望一位同事,见到很多蜻蜓。这让我想起当初跟何丽娴一起去从化她的家乡采访时,那个山坡上,也有很多纷乱地扑飞的蜻蜓。当时,太阳已斜,薄暮正起。(有时候,我会没有任何因由就想起这位妹妹,何丽娴,你还好吗?)

那些来自民间的记录者,我本来一直以为自己与他们在南都是偶然相遇。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是一种必然。有些高雅之士念起南都的初生,总是用另类来标记它的那段岁月。我在回忆中却终于明白,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三岁看老”。那时候,呼号着“大众的声音”的南都已经标明了自己的底色。这或者是南都的胎记,而我有幸在当时进入南都,并被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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