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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早上起床能看见蓝天,我希望河里有鱼、山上有树、树上有鸟  

2007-11-09 18:20:5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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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益中:一个书生的南京梦

[载东方文化周刊2007117]

采写:老克 摄影:郑福利 阿鸣

程益中:中国当代著名报人、媒体资源整合和管理专家。现任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媒体事业部管理部副总经理、财讯传媒集团副总裁、体育画报(SPORTSILLUSTRATED)中文版执行出版人。程益中同时还是中国目前最有影响力和最成功的两张日报——《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创办人之一、前总编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5年度世界新闻自由奖获得者。

本刊曾经策划过《南京是所有书生的梦中情人》选题,这个选题的“始作俑者”,其实是一个叫程益中的人。关于传媒、关于政治文明等方面,很多读者可能对程益中有较多了解,但他在生活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性格?他和南京这个城市有什么说不清的宿命纠缠?

今年三月我们有幸请了程益中老师来南京讲课。在这之前,我们一直是用仰望的姿势注视着他,这次通过近距离的接触,这才发现他就是一介书生,是一位有着七情六欲的普通男人。

在南京期间,我们陪他走了明孝陵、梅花山、中山陵、灵谷寺、美龄宫,当然也少不了看了明城墙、玄武湖和总统府。记得有天深夜两点,我们几位朋友陪程益中在南京碑亭巷喝啤酒吃烧烤,几杯啤酒下肚,最后几位老男人竟勾肩搭背同声齐唱那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那是一种心心相印的默契,那是一种越过千山万水的回归,那是一种对生活对友情无比珍惜的眷恋。人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明白,世界上许多东西是拿钱换不来的,比如像这种酒后的“夜半歌声”。

如今的程益中是财讯传媒集团副总裁、体育画报(SPORTSILLUSTRATED)中文版执行出版人。平时的他的MSN上永远都是“忙碌”。那天在MSN上,当我和他聊起南京浦口火车站以及刚开发的1865(当年李鸿章的金陵机器制造局),程益中立马就“心驰神往”起来。也许程益中老家在安徽,与南京有着很近的地理距离;也许安徽出了陈独秀和胡适,南京有了孙中山……说不清啊,他对南京似乎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特殊感情。

东方:许多读者对你的了解是“著名报人”,除了工作,您在生活中是什么的一个人?能否谈谈你在北京的生活状况?

程益中:我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不喜欢排场、繁华和繁文缛节,不愿意把人际关系搞得很复杂。不过非常奇怪,竟然也有朋友觉得我很世故。我觉得我最大的缺点就是不世故。说实在的,我很羡慕左右逢源的人,我挺想学的。

我在北京,工作生活,养家糊口,暂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假装如鱼得水,试图说服自己热爱这个地方,但始终是个局外人。刚来的时候,有一天夜里梦醒,坐在床上怎么也想不起这是哪儿。我也不清楚我对广州是否有乡愁。在广州,到后来,我觉得自己很突兀,很不合时宜,仿佛小时候独自一人走在山路上,往前看不见人家,往后看不到人影,惶惶如丧家之犬,所以只好离开。在北京,至少有一点很好:比你左的比你右的,比你反动的比你革命的,比你激进的比你保守的,都多了去了,你一下子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感觉踏实。

东方:您是安徽人,童年和少年都是在故乡度过的,我们很想知道童年对你的人生起到什么样的影响?

程益中:每个人的一生都是童年的延长线,我也不例外,我的一切都起源于童年。

东方:你在少年时代最崇拜的人是谁?安徽这个地域本身及其文化,有没有影响到你的成长?

程益中:除了毛,60年代出生的中国男子,少年时代最崇拜的人还能有谁?但我实在很难理解,为什么还有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到现在还崇拜他。中国男子,30岁以前不崇拜毛,或者30岁之后还崇拜毛,我觉得都很令人费解。

安徽地域文化对我成长的影响,其实发生在我离开安徽到广东读大学之后,那是80年代,陈独秀、胡适和徽州文化才进入我的精神生活;而在这之前,中国没有区域文化,只有大一统的一元文化。

东方:80年代,你从中山大学毕业,当时有没有像许多同龄人那样,像三毛那或像格瓦拉去漂泊的想法?

程益中:没有。漂泊,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是一个多么奢侈的字眼。我只想着早点儿工作挣钱,赶紧报答父母和家庭,没有别的想法。

东方:您特别喜欢那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的老歌,你对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中的几个人物的理想主义怎么看?

程益中:所有的青葱岁月都值得缅怀,所有的理想主义者都值得尊敬。叶京大约说过,听一次这首歌就掉一次眼泪。我能理解。

东方:如今您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媒体出品人,但是,据说你当年在报社却是以“画版“崭露头角,现在许多年轻人耻于从小事做起,您如何看这种小事和大事的关系?

程益中:无论做什么,我都有点病态地苛求完美,容不下任何瑕疵。给老同志扫办公室,我会扫得比谁都干净。画一个版,我画得比谁都认真,组版员觉得我画版的草样像艺术品,舍不得扔掉。做菜切肉,我必须切得方方正正方才下锅。年少时在乡下插秧,我插得又快又直,令老农和村妇称奇不已,现在回乡下,看到田野荒草遍地,偶尔有几块长着秧苗的水田,都是抛秧,歪歪斜斜,乱七八糟,很伤害我的审美。

我就是这么个人,认真做每一件,不嫌事小,也不嫌事大。

东方:如何理解您的“做人低调,做事高调“那句话?

程益中:这句话是解释我的一把钥匙,只有理解了这句话,才不至于误解我。生活中,我真不是一个高调的人,我也胆小怕事。我的所谓高调,基本上都是职务行为,无可救药地总是想把事情做成做好。我不高尚,不敢说自己没有名利思想,想把事情做成做好,肯定都是因为名利思想在作怪,否则干嘛那么较劲。其实吧,我也特不想跟人较劲,也特不想做出头的椽子,也特想舒舒服服混日子;可是不行,你做事认真,更重要的你是领导啊,大家指着你呢,你得往前冲,有什么办法?只好硬着头皮“高调”呗。韬光养晦,明哲保身,当缩头乌龟谁不会呀,中国人就擅长玩这个。“不战能屈人之兵”,那当然好,问题是,在激烈和残酷的市场竞争中,有这么美的事吗?

东方:据说您在生活中,几个人一起乘电梯时,你是按开关的人;一起吃饭时,你是发餐巾纸的人。这种“绅士风度”是有心开花?还是无心插柳?

程益中:这完全出于本心,是自然而然的下意识行为,可没有任何作秀的成分。我不是什么大人物,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和蔼可亲。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自己修养不好,绅士风度不够,待人不够亲热,为人不够宽容。真的!我希望自己今后能炼成一个有修养的人。

东方:你在生活中你是一个追赶风尚潮流的人吗?您对那些扑面而来的潮流是什么态度?

程益中:在年轻和贫穷的时候,我试图追赶过风尚潮流,现在不可能了。我能理解那些追赶潮流的人。不过我自己愿意选择有质感和美感的东西,不喜欢花里胡哨的东西。

东方:据说你家里收藏的影碟数量惊人,你愿意生活在电影里吗?如果一定要在电影里寻找到一个你相似的人物,你觉得你像谁?

程益中:生活在电影中,这是不可能的吧。但在电影中,你能体验现实中无法体验的经历,满足你冒险却不愿意承担风险的欲望,使你受到刺激而没有副作用。

如果非得要在电影中找一个与自己相似的人,我觉得我有点像日瓦格医生。电影中,日瓦格逃到空无一人的乡下,大时代寂静的白夜,俄罗斯广袤的原野,橘黄色灯下,惊魂未定的日瓦格在阅读诗歌,床上酣睡着女人,远方传来阵阵狼嚎。

东方:您上次来南京讲课,对我们南京有着很好的印象,后来我们《东方》还根据您的一条手机短信,做了《南京是所有书生的梦中情人》的选题,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我们特别很想听听您对南京的直接感触和评价?

程益中:20几年前,我从安徽乡下挑着被褥书箱进县城赶考,走在清晨的乡间小路上,往回看,母亲还在村口向我挥手,我就想,脚下的这条路,尽头在哪里?不知道为什么,上次去南京,在古城墙下,秦淮河边,总统府里,落英缤纷的钟山,梧桐掩映的街道,我老想起20几年前的那一幕,恍如前世今生,仿佛时光倒错。

南京是中国的一个时空节点,地接南北,时连古今,人分文野,细腻与粗犷并处,温柔与豪爽同在,一丝甜蜜,几许辛辣,既颓废又鲜活,既暮气沉沉又生机勃勃,既落寞惆怅又意气风发。我很喜欢南京,觉得自己是七八十年前在南京生活的读书人。

东方:南京除了1912民国酒吧街区,现在又陆续筹划像当年李鸿章的金陵机器制造局那样的1856文化艺术园区,您对南京民国文化有何印象?您是如何看待这种“老瓶装新酒“的投资热?

程益中:民国文化遗存是南京,也是中国和世界的瑰宝,要珍惜和保护好。我觉得文化事业这件事,做总比不做好。

东方:你在生活中的座右铭是什么?假如有人给你1亿美元,你最愿意干什么事情?

程益中:我好像已经过了有座右铭的年纪吧。

假如有人给我1亿美元?!哈哈,开个玩笑吧,我最愿意办一张中国最好的报纸。我好像也不会干别的事情。纯粹开个玩笑啊。

东方:你上次在讲课中,特别提到“回到常识“这个概念,为什么在如今的现实当中,要特别强调这个概念?

程益中:回到常识是针对具体语境的——常识渐远,人们在自欺欺人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我常常悲哀地设想,在地球上曾经有这么一个谎言大国:人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把常识从心中删除,用富丽堂皇的号称真理之类的谎言装修灵魂;人们可以熟练地用两套面具生存,既对自己时刻挂在嘴边的伟大真理嗤之以鼻,又把人权民主和法制这样的人类常识视为异端;人们对“真实”争论不休,并且为“真实”加上了一个又一个猥琐不堪的定语。

我讲另外一个故事。某报报道:某地发生矿难,死了76人。结果上头领导来报社训话:什么是真实?某地发生矿难,是死了76人,难道这是“真实”的吗?不是的,这只是局部真实,但不是全部真实和本质真实,甚至是别有用心的真实,那么真正的真实是什么呢?真正的真实是,省委书记去现场慰问了死难者家属!

东方:你对“朋友就是财富“这句话怎么看?你相信友谊地久天长这句话吗?

程益中:“朋友就是财富”这句话很对呀,我同意,我也相信“友谊地久天长”这句话。

我现在经常在闲暇,过电影似的想起一些人,想念我们一起走过的时光,或者温暖,或者苦涩,想起某人还在受难,某人有恩于我而我无以报答,某人受过我的伤害,某人是大好人,某人就在我手机的通讯录里而我从未拨打过这个电话,某人已经告别人世,某人远隔重洋,某人不知所踪。

利益可能是朋友和友谊的肥料,也可能是朋友和友谊的天敌——利益是朋友和友谊的不确定因素。人生的悲哀和荒唐也正在这里。其实,当利益还未生成的时候,在那沸腾的创业年月,也曾觥筹交错,也曾推心置腹;然而结局总是杯盘狼藉,人去楼空,让人低迴不已。

我之所以偶尔还有一丝丝的哀怨,是因为牺牲精神还不够,还没有过名利关。不过还好,现在如果非得让我从利益和朋友之间做出抉择,我会舍弃利益,毫不犹豫!

东方:您是60年代的生人,一路走来,能不能回忆起具体影响你人生的某句话,或者某件事?

程益中:我好像也过了被某句话、某件事具体影响的年龄了。我发现人生在40岁以前要做加法,40岁以后要做减法。40岁以前,不断地有某句话、某个人、某件事、某本书影响了你;而40岁之后,你把这些影响一点一点全部删除了,你长大成人了,你成为真正的你了。

东方:您主持的《体育画报》杂志引起人们的注意是“讲故事”,即用优美的文笔和独到的视野,挖掘书写出曲折的内幕故事,加上对主角具有强烈视觉冲击的拍摄,不惜花大成本来制作,让读者看到一个真实而具有穿透力的人。请问在杂志社普遍控制成本的今天,你们为何要这样做?

程益中:内容建设成本极低,进入门槛太低,投资观念腐朽,是中国杂志的通病。在中国,经常有广告公司赚了几个钱就要涉足杂志业,以为砸进去三五百万,就可以赚个盘满钵满。我觉得这个时代早就应该过去了。别说三五百万,就是千万亿万,也不是想办媒体就能办得成的,这不光是钱不钱的事情,还需要一些情怀和别的什么。体育画报中文版一开始就发誓要彻底改变这种状态,不管人家是怎么苟且偷生的,不管人家是怎么投机取巧的,我们一定要在内容建设上舍得投入、舍得下工夫,把杂志内容水平搞上去再说。我们至少是中国内容建设成本最高的杂志。我坚定地认为这样做不但是必须的,并且是值得的。当然,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的确是万万不能的。在杂志业,这个定理尤其成立。

东方:您经历过鲜花和美酒,也经历过荆棘和泥泞,这样的坎坷对您的生活态度是否产生了改变?

程益中:我对自己的过去充满感激,包括你所说的鲜花美酒和荆棘泥泞。我认为自己的所得,正是源于自己的所失,并且我得到的远远大于失去的。我的挫折,就是我的成功;我的耻辱,就是我的光荣;我的坎坷,就是我的大道。

我感激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尤其是旁人眼中的悲剧,使命所托,唯有承受,担心的只是自己何德何能担此重任。没经历这一切,我充其量只是一个所谓的成功人士,我就尝不出生活的甘甜——对我来说,现在没有解不开的心结,没有过不了的难关,觉得一切于我来说都是恩赐,这是多么弥足珍贵的体验哪!

这一切只会对我的生活态度产生积极影响,所以我充满感激。我觉得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幸福的人。

东方:您曾说:一切都是暂时的。对生活、对时局、对变迁,你的人生哲学是怎么样的?

程益中:一个小时以后,一天以后,一个月以后,一年以后,一千年以后,一万年以后,以后的以后——花开了花谢了,人来了人走了,楼起了楼塌了——时间是最后的终结者,谁都拿它没辙。这么想你会很悲观,但悲观至极,便是达观。我没有什么人生哲学。

东方:您曾经动过手术,并且发出过这样的感叹:生来是为了死去,上台是为了谢幕,相聚是为了别离。这是宿命,还是彻悟?

程益中:这是答案,人生问题的答案,一直放在那里,刚好在那时候被我碰到了。

东方:假如若干年后,你最愿意过什么样的生活?能具体为我们描绘一下?

程益中:我希望早上起床能看见蓝天,我希望河里有鱼、山上有树、树上有鸟,我希望能坐在自家院子里看看书看看报纸,我希望能经常开车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我希望老朋友能经常聚聚喝喝茶,我希望人权、民主和法制能在中国得到落实,我希望官员廉洁奉公、环境日益改善、社会公平正义、人民安居乐业。

哈哈,我是不是太贪心了?

体育画报:2007年的杂志现象之一,就是体育画报的崛起。这家杂志是美国体育画报的中文版,由美国时代出版集团、北京财讯传媒集团和中国体育报业总社联合打造。杂志执行出品人就是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的前总编辑程益中。这份杂志依托美国提供的资源和强大的采编实力,提供了从姚明到阿加西到贝克汉姆等国际体育明星几乎全是真正的独家报道,一年多时间,已经让业内深刻记住他们的人性化写作和视觉冲击,正在逐渐取代从前的枯燥的体育报道,建立起中国体育报道新标准。该杂志创刊一年多,口碑很好,发行量达到16多万份,广告达到2000万,成绩骄人,这也是过去体育纸质媒体从未有过的广告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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